[16] 《彭正传》编写组：《彭真复出后谈毛泽东》，《百年潮》2012年第12期。
[35][英]W. D. 拉蒙特：《价值判断》，马俊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3 页。接受是一个主观性的概念，但是这一主观却来自客观事物所具有的各种客观的可接受性，因此，可接受性不仅不是接受的衍生概念，而且它还是一个与接受属性不同的概念——它是一个反映客观性的概念。
法律的四个正当性基础从本质上说就是行政决定应该获得社会公众、法律学术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案件当事人四个维度的接受和认同。接受概念在近现代的政治与法律思想谱系及其制度实践中一直是一个内涵丰富、易于激发人的想象力的词汇，从政治义务、民主理论到社会日常关系，包括两性关系和经济关系中，接受原则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张治宇，南京工业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18]一言以蔽之，必须认真对待可接受性。不过，在量发展到一个阶段后就必须注重质的发展，这一点也是历史的必然。
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某种学术观念、学术思想、学术命题之所以被社会广泛的讨论、关注、辩论和梳理，一定是因为它搔到这个时代某个痛处或是痒处。就法律而言，个案中的底线预期的寻找也并非那么容易。由此也可见承诺与承诺内容的紧密关系。
立法承诺并非行政法上的承诺，政策性或政治性承诺也并非行政法上的承诺，因为它们基本上没有进行法律评价的可能。事例一：换届我承诺活动 2011年8月7日下午，山东省委组织部举行换届我承诺活动，面对党旗向组织、向社会、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郑重承诺：坚持原则，公道正派，认真履行职责，严守换届工作纪律，严守组织人事纪律，自觉接受监督。[20]综合以上定义，笔者认为，行政承诺是行政主体单方对特定相对人作出的自我课予将来行为或不行为的具有约束力的高权性意思表示。派出所承诺：如果被承诺企业被敲诈勒索、哄抢，派出所将赔偿一切直接财产损失，并通过赋予相对人在派出所不兑现承诺时要求赔偿的权利。
在后一途径中，当事人可以利用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履行诉讼三种诉讼类型，提起诉讼请求加以救济。这项承诺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3条相符。
要将一个政治承诺和行政承诺加以划分，必须求诸于具体的个案来加以判断、确定。所以这是裁量权的缩减，其中蕴含了自我课与的任务。书面形式的要求除了让行政机关在作出承诺时慎重考虑以外，也可以作为作出承诺的证明。全面推行办公文明用语和禁用非文明用语活动，使全体机关人员都自觉做到：接听好每个电话，接待好每位来访者，努力做到来有问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充分体现机关的文明形象。
法学的任务就是将所有的事物纳入固定的形式之中。[5]参见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东行终字第43号行政判决书。这便是行政承诺过程中的两阶段现象。[32]叶建明：《行政承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24页。
并且杨局长承诺时针对的是普通对象，与行政承诺的内涵不符。但是，如果出现法律、政策的变化或重大事件的发生而导致行政主体改变或撤回行政承诺，相对人不得提起撤销诉讼。
先予放行即是暂时性行政处分。[10] 除了以上所说的缺点以外，行政行为的型式化还会导致行政法学的封闭、教条化的状态，而且因其是局部的、静态的理论，无法从整个行政过程去理解行政行为，获取其整体性的面貌，如在型式化行政行为以外的准备活动：与当事人的商谈、机关之间的协调等。
但是当承诺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的时候，尤其是对第三人利益有损害的时候，为了保障其利益，应该遵循法律保留原则。[47]这种模式体现了行政的用心良苦，但是，承诺逾越了限度。型式化行政行为主要有：行政处分、行政契约、法规命令、行政规则、自治章程、行政内部的职务命令和行政事实行为。在缺乏行政承诺型式化等理论支持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将其作为案由要求下级法院提供相关救济，恐怕会造成盲人瞎马临渊池的结果。[9]如王喜珍：《行政允诺行为的行政法理论透视》，《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行政行为形式理论，是按照各种行政活动的性质予以分类整理，并厘清它们各自的共同构成要件和最后法律效果，所建立的纯粹法技术概念。
[28]行政承诺作出（发布或通知相对人）时，对行政机关有拘束力，此时，承诺具有外部效力。第三，具有贮藏与该行为相关的各种特定具体行为案型、特征的储藏性功能。
[37]同前注[28]，陈敏书，第319页。[48]同样，如果行政承诺的履行有碍于行政目标的及时实现，那么，行政主体也必须拒绝作出承诺。
此外，在区别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承诺与政治性的承诺时，这也是一个较为有力的判断依据。行政承诺的本质是行政机关拘束自己的意思表示，对自己课以在未来为一定行为或不行为的义务。
对是否需要经过申请才启动承诺程序的问题，德国学者Pfande所言较有道理，如果没有一定的申请而要求行政机关主动地为自己设定一定内容的义务，实在是不太可能，而且如果不是针对一定的请求进行回应，这种自发性的表示往往又成为一种政策性的宣示，也成为行政机关推卸责任的理由。[23]否定其是行政行为的学者认为，许诺与行政行为的区别在于，许诺没有处理或只有部分处理的内容，以行政行为为参照适用其有关的规定。此外，如有时限、其他步骤等一些程序方面的要求也须遵循。将行政承诺限定于自由裁量领域体现了行政承诺的特性。
但在目的的实现过程中常常会涉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区政府并没有减免一切规费及投资方向调节税的权限，这属于部门权限，区政府不能越俎代庖。
承诺中即有处理内容的存在。（一）行政承诺型式化的现实需求 行政承诺的型式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以上两份文件中，最高人民法院都将行政承诺称为行政允诺，不知是否是有意和社会上过于泛滥的行政承诺进行区隔。但不可否认的是，型式化行政行为有如下功能：第一，产生法治国家的纪律的制度化功能。
另外，在现实生活中，有权对外代表机关的称为职务担当者，不仅包括机关首长，还有业务单位主管和业务承办人员等，只要在年度业务分配计划中有权限在相关的公文业务上署名的人就属于职务担当者。行政行为的分类强调类别的对应和整体的周延。12月1日，该决定发生内部效力，届时相对人不自动履行，主管机关可以强制执行。行政承诺型式化绝非在空白画卷上的随心所想，其内容和界限构成了行政承诺型式化探讨的轨迹和脉络。
[50]同前注[29]，陈传宗文。如有学者认为行政承诺可以分为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承诺、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阶段性行为的行政承诺和作为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承诺三种类型。
但本法另有规定或经海关核准已提供担保者，应先予放行。但在1981年1月29日，德国联邦财务法院作出判决认为，逾越行政内部签名规定的权限所作出的对外承诺，并不妨碍课税决定的效力。
法治主义要求一切行政活动必须符合法的规律。所以，这样的分类对界定行政承诺的外延是没有法律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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